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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

购买新车，等待运送而来本是值得期待的过程。然而，等候多时却被告知，在运输途中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新车损坏，那这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？近日，成都武侯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。

熊某是某华物流公司的司机，某林物流公司与某华物流公司签订《物流运输合同》，委托该公司从天津向成都运输商品车。随后，公司安排熊某负责运输工作。

之后，熊某来到天津，在天津接受公司办事处店长孙某安排，将装有两层商品车的货车开往成都。当晚22时许，熊某驾驶挂车，在途中发生交通事故，造成本车损坏、托运的四台商品车损坏、过路桁架损坏。该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定，熊某负事故全部责任。

无奈之下，某林物流公司将某华物流公司、熊某作为共同被告，诉至天津某法院。经审理，法院作出民事判决，判决某华物流公司赔偿某林物流公司150余万元。为履行生效判决，某华物流公司支出共计160万余元。

支付赔偿款后，该公司又将自家司机熊某起诉至武侯法院，要求其赔偿160万余元及利息。

武侯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该案的争议焦点为熊某是否应依照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条“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，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。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”的规定，向某华物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。

在本案中，某华物流公司作为货运生产经营活动的专门物流企业，遵守安全生产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系其法定义务，但该公司管理人员孙某在案涉货物装车后，明知车货高度明显超过法律、法规禁止性规定，且未核实案涉车辆的保险合同是否生效的情况下，仍然安排熊某驾驶案涉车辆上路行驶，存在过错。

其次，无证据证明熊某以自身生命冒险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。对于熊某是否存在重大过失，法院认为，案涉车辆装货完毕后的车货高度超过法律、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系客观状态。此时，孙某要求熊某驾驶案涉车辆上路行驶，实际已置案涉车辆及货物处于不确定的风险之中。熊某受公司安排，驾驶案涉车辆运送货物系职务行为，其作为工作人员，相较于用人单位及其管理人员，本身处于弱势地位。因此，法院认定熊某对案涉事故的发生主观上无故意或重大过失。

综上，法院认为，熊某对案涉事故的发生并无故意或重大过失，判决驳回某华物流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。一审判决后，该物流公司对判决不服，提起上诉，二审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